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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軍民協同創新與技術轉移措施研究

2016/12/13 2:25:00  科普中國-軍事科技前沿

    軍民融合是國家為協調國防需求和經濟發展而推進的一項重大舉措。習近平主席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上提出,把軍民融合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這意味著未來在各個領域進行深度軍民融合將成為國家重點推進的內容之一。2016年3月17日,我國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其中提出為推進軍民融合的深度發展,要建立國防科技協同創新機制,加快軍工體系開放競爭和科技成果轉化,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等,這對科技領域的軍民融合提出了具體而又艱巨的任務。

  就我國軍民融合的現狀來講,我們在理論和經驗上的積累都還較為薄弱。研究諸如美國、歐盟成員國、日本等軍事科技強國如何建立軍民融合的科技協同創新體系,以及如何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包括民營高科技企業在內的多種社會資源的優化組合,不但能為我國構建基于本國高新技術核心競爭力的國家安全體系提供重要參考,更能為我國軍民融合戰略的具體實施提供借鑒和依據。

  一、國外軍民技術轉移和協同創新的具體做法

  1.美國

  美國軍民融合的全面展開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其目標是要是建立軍民一體化的國家科技國防工業體系,在保障國防能力的同時協調經濟的發展。國防技術轉移是美國國防工業軍民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美國的國家技術轉移并非在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事實上早在19世紀60年代左右就已經開始。1962年,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成立“技術應用計劃”,通過多種方式促進太空技術在公共和私營部門的應用。軍民一體化進程展開后,美國通過推出多項技術轉移計劃、實施法律保障以及增設相關機構等措施對國防科技技術的轉移進行了系統完善和加強。

  (1)推出多項技術轉移計劃

  冷戰中巨大的消耗使美國政府認識到,科學的繁榮并不是技術與經濟繁榮的充分條件,只有科技成功投入運用,并在生產領域發揮作用,才能實現科學技術的真正效益,而這一過程正是科技轉移的過程。為此,美國政府增加了一批戰略 性的大項目以及技術轉移計劃來帶動國家整體的科技研發活動,促進國防和私營部門科研成果的相互轉化。

  為幫助小企業迅速成長,使得大企業降低技術開發成本并發揮大學、實驗室等單位的科研優勢,1990年,美國商務部下屬的國家技術研究院 (NIST)設立了“先進技術計劃”(ATP)。該計劃是美國為刺激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而開 展的產業政府合作計劃,目的是鼓勵企業投資于高風險但商業潛力大的新技術。

  “再投資計劃”(TRP)是美國國防領域內大規模開發軍民兩用技術的計劃,該計劃于1992年提出,在1993年正式實施。TRP計劃使得一些并非完全軍標的軍民兩用技術也能夠得到再投資計劃的支持。這種做法一方面能得到低成本高性能的軍用新技術,一方面又能將國防技術轉移到民用市場推動國防企業軍轉民,最終實現國家國防工業基礎軍、民品生產一體化。

  類似的計劃還有1994年設立的“小企業技術轉移計劃”(STTR),1997年開始實施的軍民兩用技術計劃“兩用應用計劃”(DUAP)。2002年8月15日,國防部向布什總統和國會提交了2002年《國防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也提到了從私營企業中吸收先進技術,來提高軍事科技應用的時效性,以及降低軍事科技應用的成本。2012年10月4日,美國國防部技術轉移工作小組出臺了《2013—2017未來五年國防部技術轉移戰略與行動規劃》。國防部下屬的國防部技術轉移工作組就軍民一體化中技術轉移與協同創新提出了新的措施和目標,就未來五年如何改進、簡化技術轉移工作流程和提升技術轉移效果進行了長遠規劃和頂層設計。

  (2)技術轉移中的法律支持

  為配合國防科技和民用科技中的先進技術相互轉移的順利進行,美國還頒布了多項促進科技 創新、轉移的政策法律,推進科技制度的創新。 其中有一些法律的出臺是早于美國軍民一體化的全面展開期,但是這些法律對后期國防技術的轉移有深遠的影響,例如《聯邦技術轉移法》。

  為了以產、學、官結合的方式協同合作促進技術轉移和技術創新來確保美國技術的世界領先地位,《聯邦技術轉移法》在1986年10月20日由美國總統正式簽署。為將技術轉移上升為國家競爭力高度,美國1989年又出臺了《國家競爭力技術轉移法》。

  這兩部法律是美國早期關于國防技術轉移的法律。20世紀90年代美國全面展開軍民一體化進程后,政府又相繼出臺了更為具體的法律來促進和保證軍民科技的相互轉移。

  《小企業技術轉移法》于1992年出臺,是美國政府進一步加強小企業的技術轉移與開發的法律。事實上,《小企業技術轉移法》是STTR的發起者,是美國軍民一體化進程展開后較早的一部包含具體轉移計劃的法律。除此之外,《國家合作研究與生產法》于1993年通過,其主要內容是允許企業在生產活動中進行合作。該法律的出現使得企業間在研究發展中的自主性大大提高,有利于提高非政府擁有的企業和研究機構的技術轉移和協同創新。2000年,《技術轉移商業化法》出臺,對技術轉移成效起到了監督作用。

  奧巴馬于2011年10月28日簽署了名為《總統備忘錄——加速聯邦實驗研究的技術轉移和商業化以支持高速增長的商業》的文件,其中對軍民一體化做出了新的指導,強調必須加快軍民一體化,促進商業化。

  (3)增設相關機構

  美國在政策、法律的支持下,不斷推進軍事科技進步,國防科技轉移。在聯邦政府的牽頭下, 建立了一系列推進國防技術轉移的機構部門。其中較為典型的是國防技術轉讓辦公室(OTT)和技術轉移計劃(DTTP)。

  國防部于1993年設立了OTT,專門負責國防部的國內DTTP,制定技術轉移和兩用技術政策, 協調技術轉移相關的科技信息收集與傳播工作。在國防部指導下,各個兵種負責自身技術轉移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國防部所屬聯邦實驗室是最主要的基層技術轉移工作執行者。聯邦法律和國防部政策詳細規定了聯邦實驗室及其科研人員的技術轉移責任,以及每個聯邦實驗室都必須設立技術轉移辦公室。

  新的技術轉移中心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企業改革與創新組成立。它的目標是促進國防實驗室技術轉移為商業市場應用,特別是兩用技術以及商業和軍用市場。

  2. 歐盟成員國

  歐盟作為歐洲國家層面的聯合體,歐盟匯集了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等眾多軍事強國, 但是由于歐盟各個成員國之間仍然具有一定差異性,每個國家均有各自的實際國情,因此這些國家具體的軍民融合道路都有其獨特的背景和措施。選擇英國、法國和德國這三個在歐洲相對具有代表性的國家,分析它們在軍民融合的過程中如何促進國防技術的轉移和協同創新的。

  在英、法兩國的軍民融合歷程中有兩個特點相對明顯的階段,一是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 冷戰結束前后,英、法兩國對其國有國防工業企業私有化;二是在冷戰結束后逐步開始一直持續到如今的以軍民科技融合為主題的軍民融合階段。英、法兩國的國家科技的融合主要發生在軍民融合的第二階段。

  (1)國防科技與民用科技的相互轉移

  為融合國防科技和民用科技中的尖端技術, 英國于1991年成立了國防研究局(DRA),后期該局被擴展為國防鑒定與研究局(DERA),該機構的主要任務是統籌政府國防研究以及對及時地將政府國防科技向民用方向轉化。1993年英國將該結構按商業模式運行和管理,私營企業或者個人都可以對其委托研究項目。該局通過很多途徑來促進國防技術的轉移。首先它向工業企業界出售它的科技專利,向符合條件的企業發放專利許可證。其次,它推行“引路人(Pathfinder)” 等幾項計劃力圖盡早地將DERA的研究計劃向國防企業公開,以爭取和這些國有或私營的企業合作。

  英國軍民技術轉移的另一個重要機構是國防部的國防技術轉化局(DDA)。該局成立于1999年, 現設于國防部武器裝備與保障總署之下,其主要職能包括:調查、評估、選擇私營高科技公司掌握的高新技術,將民用技術轉化為軍用;加強與私營科研機構的合作,盡可能多的與之簽訂科研合同;鼓勵有實力的私營企業開發軍民兩用技術, 并予以適當資助;開展“公私合作”,將民企投資引入國防科研領域,利用民企的成熟技術和經驗提升國防資源的利用效率。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科技中介機構服務于國防技術的轉移,包括在全國各地建立的200多個地區性“企業聯系辦公室”,負責促進當地企業與大學、研究機構以及金融機構等的聯系,促進技術成果的快速轉移;除此之外,還包括各大學科技成果轉化中心、科技園、專業協會等。

  法國政府和國防工業界十分重視軍民兩用技術的雙向轉化和利用。一方面,在利用軍用技術開發民品上為工業部門提供諸多方便。如對于同一工廠同時開展軍品和民品生產,除國家安全方面的限制和軍用規范外,法國政府沒有設置法律條例和會計制度上的障礙,這樣就為一些國防合同商利用研制軍用產品的核心技術開發民品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重視將民用技術應用到軍事系統中。為保證民用技術向軍用的轉移,法國國防部在采辦過程中,盡量采用民用標準和產品, 該原則不僅體現在零部件和技術發展上,還成為了合同商業務工作的根據。

  此外,法國還通過推進一些合作項目促進軍民技術的相互轉移。例如,2001年,法國國防部和研究部簽署了一項科技合作協議。協議的中心內容是加強兩部科技交流的組織工作,并要求設立一個常設機構,加強科技計劃合作。

  (2)開發軍民兩用技術

  英國國防部將兩用技術的開發作為一項戰略規劃進行推廣,加大兩用技術的開發力度。目前, 國防部已開展的兩用技術項目包括:國防部與貿工部聯合投資開發航空領域的軍民兩用技術,前國防鑒定與研究局承擔的貿工部民用航空研究與技術驗證計劃以及國防部主持的國防部與貿工部聯合科研計劃。兩用技術的發展給具有軍民兩用性的軍用技術向民用部門轉讓帶來了可能。為此, 英國國防部十分重視兩用技術的轉讓,主要通過將科研成果解密后在國防研究信息中心定期向社會發布、與貿工部簽訂轉讓協議等進行。

  法國的許多國防高技術是通過發展軍民兩用技術實現的。法國國防部武器裝備總署下屬的武裝力量系統和前景局具體負責兩用技術的研究和規劃工作,通過制定有關政策和設立大型計劃來推動軍民兩用技術的發展。法國歷來比較重視高技術的研發,出臺了各種政策鼓勵軍民兩用高技術研發。

  從1991年開始,法國政府實施了國家大型技術計劃,宗旨是確保法國高技術產業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這些大型技術計劃包括“航天計劃”“航空計劃”“核能計劃”和“電子、信息和通信計劃”, 其中大量的技術是軍民兩用技術。

  二戰后由于德國政府放棄了追求軍備獨立, 無意建立獨立的、完全為軍備訂貨服務的國防工業體系,一直到冷戰結束,德國的國防科研和軍工生產也幾乎全部由民間企業、地方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承擔,這樣的軍備供需關系使得德國的國防工業科技基礎和民用工業科技基礎不像冷戰后的英美國家那樣有較大的分離。但德國在引導國防科研和民間科研的合作以及促進民企進行國防科研方面依然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3)保證科研投入,激勵民企進行國防科研

  德國作為二戰的戰敗國,戰后其國防工業被戰勝國的“瓜分”。但是,經過戰后一段時間的發展, 德國的國防工業再次迅速崛起并在很多尖端領域達到世界一流水平,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國家對科研的大力投入。通過分析英、法、德三個國家的科研投入可以很直觀的找到重要原因。

  德國科研的投入總量遠超英國和法國,其科研投入的增長速度較英、法也明顯較高。正是這種政府對科研的大力投入的支撐下, 德國的工業科技,包括國防科技,才有能力在戰后迅速恢復并崛起。20世紀90年代以來,德國在國防預算不斷削減的情況下,仍將國防科研工作放到優先地位, 使國防科研費保持一定規模和相對穩定。與裝備采購費大幅度削減的情況不同,國防科研費的減少只是少量的。但除個別年份外大體上每年仍保持27億—30億馬克的數額(1990年最高,達33億馬克)。在1996年的國防預算中,國防科研費又有回升,約為 30.95億馬克(1995年為27.55億馬克)。這一情況表明,德國國防部在國防預算 減少的形勢下為保證國防科研工作所做出的努力。

  (4)引導科研合作,推進軍、民科技轉化

  德國政府和軍工企業強調發展軍民兩用技術, 重視軍民兩用技術的相互轉換和利用,并給予資金支持。德國政府認為大力發展軍民兩用技術, 是大量節省研制生產費用、彌補國防科研經費日益短缺的重要途徑。目的是使武器裝備的發展植根于整個國民經濟和科研基礎之中,充分調動各行各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全社會的科技和生產優勢,加快新技術在軍品開發和生產中的運用,縮短武器裝備的研制周期,促進國防產業的蓬勃發展。

  3.日本

  作為二戰戰敗國,日本軍民融合的道路和德國有很多相似之處。由于其國防工業基礎和民用工業基礎在戰后就開始高程度的融合,日本后期的軍民融合主要是在科技創新和技術轉移層面。通過科技創新和技術轉移,發展通用技術,以及實現民用技術向防衛領域應用,都是軍民融合發展的重要體現。對于以科學技術起家的日本來說,科技創新和技術轉移是軍民融合甚至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中之重。日本投入了大量的軍費及科研經費,重視科技創新和技術轉移,使得日本軍民融合發展水平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具體來說,日本主要通過以下幾個方面促進國家科技的轉移和創新。

  (1)鼓勵技術創新

  日本一直重視科技在發展中的作用,堅持通過在科學技術與生產領域的技術創新,來鞏固軍民融合發展。日本在技術發展上長期堅持自主、擴散、扶持三項原則。

  技術自主是指在生產領域能夠盡可能的使用本國獨立的技術。日本在戰后曾一度成為世界上最落后的國家,其科學技術和生產能力都處于世界最末位,甚至基本的工業生產都要依賴于其他國家。所以在恢復和發展中,堅持技術國產化成為了日本的一項長期戰略。

  技術擴散是指優秀的技術通過技術轉移,拓展到各個領域或生產企業,同步地提升整體科技研發水平。最早這一過程是美國在援助日本期間發生的,美國的先進技術轉移推動了科學技術在日本國內的擴展,日本科學技術水平全面地提高。日本國家方面還建立了“技術高速公路”,來推動技術擴散的進行。

  技術扶持是最基本且最直接的對科技發展的支持。日本政府對有能力創新和開發新技術的企業和研究機構,都進行大力的扶持。為保證日本企業能夠在技術引進和技術開發中真正受益,減小引進和開發風險,日本政府除了直接扶持和保障企業之外,還密切監控經濟運行,來減少技術投入實際運行中可能發生的風險。

  (2)法律支持

  為了推動和保證軍民技術的相互轉移,日本通過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文件。

  1970年,日本頒布《國防裝備和生產基本政策》。該政策成為促進日本軍用裝備生產的基本方針。該政策明確指出要最大限度利用民間企業的技術開發能力。

  1985年,日本政府制定了《促進基礎技術開發稅制》。該稅制中制定對多項基礎技術的開發實施資產免稅。這表明產業政策轉向強調以尖端技術為中心發展的轉變,明確提出以高科技產業為先的方針。

  1998年12月,日本頒布《新事業創出促進法》。該法律對中小企業技術創新研究計劃做了具體的規定,主要規定了國家每年要制定針對中小企業用于與開發新產業和新技術相關的補助、委托費等資金的預算,并將這些資金提供給符合條件的中小企業。

  1999年3月,日本制定《中小企業新視野活動促進法》,規定中小企業和行會指定經營革新計劃,獲得政府認可后,可獲得融資和稅收方面的援助。

  2008年5月,日本眾議院內閣委員會通過了《航天基本法》草案。該法案允許日本將太空用于“防衛性”軍事目的。由于此法案的出臺,刺激了一系列的高新尖端科技的研究和開發。未來日本將在三軍主戰兵器、導彈防御、航空航天甚至核武器等軍事技術領域保持領先地位,高精尖端技術創新能力進一步提高。

  (3)設立日本大學專利技術轉移組織

  1998年,日本出臺了促進大學范圍內和技術相關的研究成果向民間企業轉移的相關法律,即經濟產業省和文部科學省所管的《大學等技術轉移促進法》,這部法律促成了大學專利技術轉移組織(TLO)的建立。這部法律通過TLO組織使得“產學合作”成為社會普遍認同的跨界協同科研形式。

  TLO實質上是一種技術轉移組織,通過大學的研究平臺和企業間的積極協作,實現大學—企業間技術轉移。在1998年TLO法頒布后,從一開始的4家發展到遍布全日本。日本的大學組織充分認識到中小企業對于“產學合作”以及技術投 入實際應用的重要性,故更加重視和中小企業的合作。同時,中小企業也認識到高校等研究機構對其提高技術水平和產品質量有著很大的利用價值。所有 TLO成為引導日本企業技術創新加快技術轉移實現中小企業企業發展的良好工具。

  二、總結與啟示

  總的來看,冷戰結束后世界各主要國家為了降低國防成本、吸收民用領域先進科技成果、相繼實施各具特色的政策措施、推進各國科技領域的軍民融合。從國際視角看,軍用和民用高新技術之間的轉移、融合、促進的發展趨勢日益加強, 軍民雙向技術轉移和軍民兩用技術研發已成為當下國家層面實施軍民融合的必然選擇。

  通過一系列的技術轉移計劃、法律政策以及補充相關轉移機構美國建立了較為完整的軍民科技轉移體系。美國這種以具體的轉移計劃為引導, 并用相應法律做保障的做法極大的促進了其軍民科技轉移的順利實施。通過層次清晰的轉移計劃, 美國較為成功的調動了各個層面的機構的積極配合,這對我國有很強的借鑒意義。

  盡管歐盟各個國家的國情不盡相同,但它們在科技領域的軍民融合道路也多有相似之處。英、法兩國軍民融合的重要一步是軍企的私有化改革。通過將民間資本引入國防生產與科研,充分利用市場的力量推動軍民科技的相互轉移。多層次的國防技術轉移機構確保了民企對國防需求信息的充分了解。政府引導下的市場力量使得英法國家軍民科技轉移頗為成功。

  德國和日本都是二戰戰敗國,戰后軍事工業發展路徑在很大程度上均依靠調動民企的積極性來完成的。通過政府資金投入的保證,民企獲得足夠的訂單;通過政府采購,民企積極開發軍民兩用技術。同時,日本還效仿美國,通過相關法律及轉移計劃來保證中小企業參與軍民協同創新的積極性。

  通過對上述幾個國家在軍民協同創新與技術轉移方面的不同做法的分析,對我國國家科技領域的融合我們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1)以重點項目規劃為依托實施具體技術轉移。

  根據裝備建設和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在重點領域選擇一批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軍民兩用技術, 納入國防科技計劃,力求以更高的效率實現軍民技術的雙向轉移。軍民兩用計劃的制定、項目的選定與發布、項目的研發管理等均應該盡量公平、透明,使民企有足夠的動力和熱情積極參與。

  2)通過完善法律體系、出臺配套政策保證科技的融合。

  就我國現實情況而言,我們應從兩方面著手:一是修訂已有法規或政策中不再適合現有軍民融合情景的條款,尤其關于軍民科技融合的特別條款。為民營單位進入國防科研領域提供法律上的保障。二是完善科技領域軍民融合的專項法規,尤其在科技成果轉化、軍民通用標準等方面應形成上下銜接、系統配套的法規體系。

  3)推進相關轉移機構的建立和完善。

  建立多層次、多方參與的科技轉移體系和場所。從國外這些國家融合的發展道路來看,軍民融合發展是需要國家層面的大力推動,更多的是國家行為, 不是市場經濟的自然產物。因此科技領域軍民融合的順利實施必須依托多層次的發展協調機構。我國應建立國家、部門和民間三層次的科技融合結構體系,采取國家頂層推動、部門橫向聯合、國家科研單位和民間組織共同實施的做法,來保證科技領域軍民融合的順利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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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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